刚募完150亿美元的KKR，终于决心在中国做buyout了

KKR终于要在中国做buyout了。

之所以谓之“终于”，是因为这家原本以控股并购闻名的私募股权基金，进入中国16年来却极少涉足buyout。而buyout尤其是LBO（杠杆收购）模式的发明者正是KKR：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烟草+食品公司RJR Nabisco的收购，更是一度使“控股并购”毁誉参半。

4月6日，KKR宣布募集完成150亿美元亚洲四期基金，其中KKR通过自有资金和员工跟投，向该基金投入大约13亿美元。这是目前投资于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也是继3个月前完成39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基金、17亿美元的亚洲房地产基金募集之后，KKR创下的又一次单期基金规模纪录。

与前三期亚洲基金最大的不同在于，该基金将“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资金来做并购和控股”。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过去十几年，buyout在中国已然成为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呐喊多年，却始终并未大范围发生。即便高瓴此前相继完成了百丽、飞利浦家电等项目，但放眼全行业，由PE机构发起的控股并购依然少得可怜。

其中缘由不言自明：无非是中国商业文明尚处高速成长阶段、金融工具相对有限；大量企业发展仍在幼年、青年期，尚未产生行业整合的诉求；以及，所谓的东方管理文化等等原因。这些共同造就了中国buyout市场的。

而这一次，KKR在接受36氪专访时的态度却异常明确：“我们明显的感受到，中国虽然作为一个高增长的发展中市场，但并购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这也是KKR区别于愈发红海化的中国投资行业的“差异化努力”。所有人都知道，buyout对一家基金的要求——无论是资金、运营能力还是品牌，都远非一家财务机构所能企及。

2005年，KKR在中国香港建立办公室，成为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PE。至2020年的15年时间内，KKR在中国投资了40余家公司，总金额超过60亿美元，单笔项目投入在2.5-3亿美元，涵盖农业、食品、金融、消费、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领域。

如果套用中国式基金的胜败逻辑，KKR或许并不能算是最成功的那个。平心而论，KKR在过去16年里的投资更聚集在相对传统的企业——比如青岛海尔、圣农发展、中粮肉食、乖宝集团等，但大面积缺席了移动互联网浪潮的时代机会。当然，这与KKR坚持寻找更具确定性的投资思路为不无关系。

直至2017年前后，KKR意识到“科技创新和对传统企业的科技赋能”的重要性，才投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2018年10月，KKR共同领投了字节跳动40亿美元的融资，此后其中国投资开始对新经济公司持续加码，并连续多轮投资兴盛优选和火花思维。

作为一家“美元PE”，KKR很好地回答了令大多数外资基金困扰的“不够本土化”难题。KKR倾向于寻找更具中国本土背景的管理团队。近期，KKR董事总经理孙铮接受了36氪的专访。孙铮毕业于北京大学、有高盛工作经历，长期在国内生活和工作，这位2007年便加入KKR的投资人是其大中华区私募股权投资团队成员之一。

如果说2018年是KKR由传统向科技的转型之年，那么刚完成的150亿美元募集、以及明确对buyout的押注，无疑是KKR在中国市场又一标志性转折点。

在亚洲最大PE募集完成的当口，关于控股并购、KKR中国的16年得失，以及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孙铮都有坦诚分享。在愈发不可知的中国资本市场，KKR正在出鞘一柄锋利的剑。

Buyout的天时与考验

36氪：先说说150亿美元新基金的投向，和之前相比会有什么变化？

孙铮：我们有四个主要的行业侧重：消费和零售、制造业和工业、医疗健康，以及金融服务。

从投资方式来看，我们也有四大类别——

增长驱动型。着重关注消费升级带来的投资机会，这也是KKR进入亚洲市场后长期的策略。十年前，我们更多关注衣食住行，现在升级到“康乐教”——健康、娱乐、教育。我们也会关注下沉市场，比如之前投资的兴盛优选。

科技颠覆型。既可以是直接由科技带来成长的新兴企业，也可以是通过科技赋能产生颠覆性变化的传统企业。对于这类公司控股或者少数股权投资都可以匹配。

公开市场机会型。这是指受到市场波动和周期性变化等因素影响，会有一些上市公司出现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例如在A股，我们曾做过青岛海尔和圣农发展两笔定增投资。

并购和控股。自我们2017年募集亚洲三期基金以来，控股类投资已经逐渐成为KKR在中国投资的重点策略，而KKR亚洲四期基金会投入大的精力和资金来做并购和控股类的项目。

36氪：也就是所谓的buyout投资——这也是KKR最为人熟知的部分，为什么你们在进入中国的16年里始终很少涉及，而在此刻决定杀入？

孙铮：事实上我们从四年前已经将控股类项目作为在中国的重点策略，我们也完成了例如雷士照明、李长荣化工、凯为医疗等一系列的并购项目。我认为buyout的机会一直都有，但所有人对于“中国buyout时代何时来临”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对我们而言，选择以并购和控股作为战略重心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机会足够大，另一个是门槛足够高。

过去四五年间，我们明显的感受到，中国虽然作为一个高增长的发展中市场，但并购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多：第一，一些本土企业面临代际交替和缺少接班人的问题；第二，随着全球宏观环境变化，跨国公司在华业务需要一定调整；第三，行业整合需求增加，尤其在医疗、消费领域较为凸显。

另一方面，对比少数股权投资，buyout有更高的门槛——它更加复杂、对投后管理的要求更高。KKR传统就是buyout fund，借助我们在其他市场多年积累的经验，会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36氪：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基金在buyout上更为激进，比如高瓴先后并购或收购了百丽、飞利浦家电业务等，可以认为做buyout是一种“更高阶”的投资类型吗？

孙铮：我更愿意从投资的可持续性角度来理解这件事。

PE投资成长型项目，目前市场上通常的做法是对公认的好赛道、明星公司想方设法抢额度挤进去，获取的回报也往往不错，这种类型投资当然要有很好的项目判断能力，但目前二级市场的高估值和一二级市场的套利机会可能是主要的回报来源。二级市场是有周期性的，这种机会也很难持续的、大规模的存在下去。相比较而言，一单并购项目，不论是一对一谈出来，还是竞价拍卖来的，从项目执行、到价值创造、再到后续退出的路径选择，对PE基金投资团队和投后管理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也能让投资机构能够更多靠Alpha而非依赖Beta来获得回报，从而更具有可持续性。

36氪：非常考验基金的内功。

孙铮：对，相较于投资成长型公司的项目，我认为并购类型的项目更少依赖运气，更多依靠内功。

36氪：既然这件事更富挑战，PE们做buyout的驱动力是什么——比如更容易做大规模、以及更大影响力吗？